2016年10月20日，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(CCF YOCSEF)在2016中国计算机大会(CNCC)期间举办特别论坛，就“‘ 双一流’是否能够推动我国计算机学科进入世界前列”展开思辨。

所谓双一流，就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。为争一流，各高校都开启了综合改革的步伐，在人事制度、教育教学和科研体制等方面进行深度的探索和革新。在这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中，以ESI为导向的学科排名趋势日益强化，以国外Tenure Track（终身教职）制度为参考的人事制度改革日显突出。这对我国计算机学科的发展会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？是否能推动我国计算机学科实现弯道超车，用5-15年的时间，达到“世界一流”水平，成为全球计算机领域的全面领跑者？

围绕上述问题，中国计算机学会(CCF)邀请CCF高级会员、清华大学教授孙茂松，CCF理事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傅育熙，CCF常务理事、山东大学教授陈宝权，CCF海外理事、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张晓东担任特邀讲者，共同分析“双一流”对我国计算机学科发展带来的重大影响，解读综合改革的政策导向和实施成效，从国际学术视野来探讨我国计算机学科从“跟跑”到“并跑”和“领跑”的可行路径。论坛由CCF YOCSEF学术委员会副主席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吴文峻，CCF YOCSEF学术委员会委员、清华大学教授武永卫主持。

如何理解“一流大学”和“一流学科”？

张晓东教授在题为“追求科学精神，回归教育本源”的报告中指出，世界一流的实质是对科学价值的追求，跟排名没什么必然关系。他认为大学有两个根本使命：知识和文化遗产宝库、开发新知识的平台。这两个使命的本质自高等教育诞生以来，历经千年没有变。凡是世界一流大学，都会很好地履行这两个神圣的使命，并有以下的特质：它们都是全球学者最想去工作的地方，但只有最优秀的被选上；是全球青年学生最想去学习的地方，但只有最优秀的被选上；能在一流大学任教或学习，不是证明自己的优秀，而是在一个优秀的群体中更加优秀。

孙茂松指出，一流的学科，必须要包含一流的研究方向、一流的学术大师和一流的本科教育。首先，当前在“双一流”建设中，一流学科方向说得还比较少。实际上，一流研究方向是建设一流学科的基础，很多学校可能整体的学科水平没有达到一流，但是在某些研究方向同样可以做出自己的特色。其次，一流学科的核心标准在于是否有世界一流的大师，陈寅恪先生给大师巨子的定义是，“其学术关系到民族盛衰和学术兴废”、“开拓学术之区宇，补前修所未逮”，在世界范围内开辟和引领国际学术的一片天地。 第三，一流学科的关键还在于是否有一流的本科教育。与国外一流的计算机学院相比，我们的本科教育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。从国外的经验看，美国特别顶尖的大学要求最顶尖的教授要讲大学一年级的课。我们需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，鼓励更多优秀教授为本科生授课，并充分重视学生在数学、物理、人文方面的教育，夯实他们的学科基础。

与国外的一流大学、一流学科相比，我国的计算机学科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为此，傅育熙在“计算机学科‘双一流’建设的漫长之路”的报告中，全面分析了英国、美国一流大学的情况，指出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。他认为，2020年前，中国会有5所左右的大学进入世界百强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巨大差距，在2050年前，中国不可能有世界一流大学。

2016年10月20日，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(CCF YOCSEF)在2016中国计算机大会(CNCC)期间举办特别论坛，就“‘ 双一流’是否能够推动我国计算机学科进入世界前列”展开思辨。

所谓双一流，就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。为争一流，各高校都开启了综合改革的步伐，在人事制度、教育教学和科研体制等方面进行深度的探索和革新。在这一轮高等教育改革的浪潮中，以ESI为导向的学科排名趋势日益强化，以国外Tenure Track（终身教职）制度为参考的人事制度改革日显突出。这对我国计算机学科的发展会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？是否能推动我国计算机学科实现弯道超车，用5-15年的时间，达到“世界一流”水平，成为全球计算机领域的全面领跑者？

围绕上述问题，中国计算机学会(CCF)邀请CCF高级会员、清华大学教授孙茂松，CCF理事、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傅育熙，CCF常务理事、山东大学教授陈宝权，CCF海外理事、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张晓东担任特邀讲者，共同分析“双一流”对我国计算机学科发展带来的重大影响，解读综合改革的政策导向和实施成效，从国际学术视野来探讨我国计算机学科从“跟跑”到“并跑”和“领跑”的可行路径。论坛由CCF YOCSEF学术委员会副主席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吴文峻，CCF YOCSEF学术委员会委员、清华大学教授武永卫主持。

如何理解“一流大学”和“一流学科”？

张晓东教授在题为“追求科学精神，回归教育本源”的报告中指出，世界一流的实质是对科学价值的追求，跟排名没什么必然关系。他认为大学有两个根本使命：知识和文化遗产宝库、开发新知识的平台。这两个使命的本质自高等教育诞生以来，历经千年没有变。凡是世界一流大学，都会很好地履行这两个神圣的使命，并有以下的特质：它们都是全球学者最想去工作的地方，但只有最优秀的被选上；是全球青年学生最想去学习的地方，但只有最优秀的被选上；能在一流大学任教或学习，不是证明自己的优秀，而是在一个优秀的群体中更加优秀。

孙茂松指出，一流的学科，必须要包含一流的研究方向、一流的学术大师和一流的本科教育。首先，当前在“双一流”建设中，一流学科方向说得还比较少。实际上，一流研究方向是建设一流学科的基础，很多学校可能整体的学科水平没有达到一流，但是在某些研究方向同样可以做出自己的特色。其次，一流学科的核心标准在于是否有世界一流的大师，陈寅恪先生给大师巨子的定义是，“其学术关系到民族盛衰和学术兴废”、“开拓学术之区宇，补前修所未逮”，在世界范围内开辟和引领国际学术的一片天地。 第三，一流学科的关键还在于是否有一流的本科教育。与国外一流的计算机学院相比，我们的本科教育还存在着相当的差距。从国外的经验看，美国特别顶尖的大学要求最顶尖的教授要讲大学一年级的课。我们需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，鼓励更多优秀教授为本科生授课，并充分重视学生在数学、物理、人文方面的教育，夯实他们的学科基础。 

与国外的一流大学、一流学科相比，我国的计算机学科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为此，傅育熙在“计算机学科‘双一流’建设的漫长之路”的报告中，全面分析了英国、美国一流大学的情况，指出我们还存在很大差距。他认为，2020年前，中国会有5所左右的大学进入世界百强，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巨大差距，在2050年前，中国不可能有世界一流大学。

国际排名和学科评估与“双一流”建设

● 国际排名不等于“世界一流”，需要正确看待各类国际学术排名

与会专家分析了国际上通行的学科评估排名的合理性，进而探讨了评估方法的局限性。傅育熙认为，评价指标的问题，国际上每年都有专门的会议与讨论，这方面评价的指标体系也会越来越成熟，评估结果的偏差会越来越小，是朝越来越科学的方向发展。张晓东也认为，很多排名，用统计和大数据方法，从规划、投资、管理的角度来讲，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具有参考价值。

专家一致同意，我国计算机学科在国际排名的位置并不能和真正的“世界一流”划等号。国际排名只是学科水平的外在表现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科的国际地位，也就是所谓“形似”，而无法全面、准确地把握学科的方方面面。所以国际排名只是作为一种参考，不应当对大学和学科的管理者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和约束，学校还是要从自身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出发，开展学科的建设。

● 官方的学科评估能作为“双一流”的指挥棒吗？

大学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地位，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口碑的客观评价，是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建设，才能有所进步。但教育资源的分配，显然无法依靠口碑，还得有定量的评估机制，促进学校至少在目前阶段按照评估的指标，实现局部最优。

傅育熙认同学科评估的积极作用，希望大家能够借助学科评估，以及中国的计算机学科近年来在世界排名快速上升的势头，加快发展中国的计算机学科。他提出“两步走”的计算机学科发展思路: 首先，国内有一批高校在各类计算机专业排名上成为世界一流，这一步在可预见的将来，应该可以实现。其次，涌现一大批世界级的学术大师，创造出具有世界影响的卓越学术成果，培养出富有创新能力的一流人才，在精神上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计算机学院。这个过程与第一阶段相比，难度较大，需要漫长的过程。

多位专家指出，官方主导的学科评估需要改革。从国际通行的实践看，学术共同体和同行学者应当是研究贡献评价和学术评估的主体，各种商业机构对于论文的量化评估（SCI、ESI等）不代表学术共同体的精神。现有官方学科评估，应该取消或者弱化，学科评估应该以民间的方式进行，发挥其正面的参考作用，而不是以官方主导的学科评估作为教育资源分配的唯一依据。学科评估过强的行政化色彩，只会促使各个高校为了在学科评估中占据有利的位置，花费过多的时间精力搞各种人才计划的申请和成果奖励的运作，而不是专心致志地做好科研和教学，这是非常不可取的。

目前学科评估的指标中非常重视各种人才计划的“标签”，例如：长江、杰青、优青等。具有这些学术头衔的教授们当然是学术方面的杰出人才，但是不能说没有标签的学者就不能算作人才了。如果在“双一流”建设中，过分强调这种人才“标签”，就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导向，使得有潜力的年轻学者淡忘了追求科学和学术真理的初心，投入过多精力发展学术人脉，追求人才计划的帽子，使得学术界更加浮躁和短视，无法开展长期的、有深远影响的科学研究。建议高等学校进行学科建设的过程中，在引进有“标签”的杰出人才的同时，不要忽视其他科技工作者的职业发展和学术追求。

“双一流”建设需要更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

山东大学教授陈宝权指出：当前社会和科研的大环境虽然有很多进步和改善，但是与世界一流建设所需要的要求相比，仍然存在非常大的差距，具体表现在：虽然国内硬件与资金的条件显著提升，产业发展迅速，正在向更高端转型，但是我国硬件与资金仍然比不上发达国家，产业界的创新能力非常不足，世界一流的高端人才仍然缺乏，人才结构不尽合理，而且对于人才只重视名头和身份标签而非内涵。对学校的软环境建设重视不够，教师的安居乐业与职业发展的保障体系不完善。

张晓东教授从文化和体制两个方面，分析了大环境的缺陷。他提出中国文化对我们做出世界级科技贡献，存在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：中国是看重“身份”的社会、一个“人情”社会、一个儒家“耻感文化”的社会（即判断行为对错的依据是所处环境中他人的认可、评价和态度，与之对应，西方“罪感文化”中的行为约束来自固定准则）。他进一步分析了目前的学术体制对我们做出世界级科技贡献的束缚：各种人才计划是“身份”社会的强化和补充，评审制度亟待完善。这些都会妨碍科研工作者秉持求真、求实的科学精神，削弱挑战权威的勇气。同时科研和学术中各种评审和评估过程，不可避免地存在人情因素的干扰，导致学术评审过程的不确定性、不严格性和不公平性。

孙茂松教授认为，发展“世界一流”大学，必须要保证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探索的思想。现在学术大环境的突出问题是学术权威往往不容挑战，年轻学者很难与资深的科学家平等地讨论问题。而且学者的学术风范、节操气节逐渐淡薄和丧失，早先知识分子独有的学术风骨荡然无存，使得年轻教师缺乏心目中敬仰和追随的学术榜样。

陈宝权教授认为，虽然大环境还存在诸多问题，但是总体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我们应当更加乐观一些，历史规律是一代更比一代强。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都应当坚守学者精神，不要过分在意外部环境带来的困扰，积极参与计算机学术共同体的讨论和建设，对待不好的现象，通过学术共同体来共同发出专业和建设性的声音，促使大环境的改良和改善。同时，应当聚集建设好学院“双一流“的小气候，即在有限的资金下，聚焦重点目标、汇聚优势资源，主动与企业进行需求对接，不拘一格寻求合适的人才，加强科学管理，提升行政服务水平。

总结和展望

“常人畏果，菩萨畏因。”我们建设国际一流大学，发展一流的计算机学科，不要单单追求双一流的结果，而要正本清源，深刻理解“双一流”的实质，切实认清我国与世界一流的差距。我们也希望在建设双一流的进程中，全社会能够给予学者宽松自由的空间、安心治学的环境、持续稳定的保障，努力发展我们的学术共同体，净化中国的学术空气。我们也期盼广大的科技工作者，以追求学术真理为己任，以现实的理想主义态度扎实苦干、坚持不懈，最终赢得被世界尊重的“一流”学术地位和声誉。